5月工作学习心得
集团办行政总务处 处长：黄幼华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迹的话，那么深圳的突飞猛进就是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
1979年，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1.1万倍（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同一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了约200倍。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望尘莫及一样，中国其他城市面对深圳，也不免瞠乎其后。
今天的深圳，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国的43%），同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
如果把深圳当做一个经济体，放在国际上去比较，那么其GDP已经超越以色列，其2.71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西班牙和韩国相近。
深圳既非古来富庶之地，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资源，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区（据《经济学人》统计，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已超过4000个），其崛起之快却可谓前无古城，后难有来者。
那么，这座40年前在经济版图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年轻城市，是如何凭空出世，成为中国高新技术研发的中心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典范的呢？这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有趣的故事呢？
1、历史很单薄
我国是文明古国，多数城市都能追溯悠久、灿烂的历史，但深圳是个特例。坦诚而言，这片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东侧的区域，在历史上并非人文富庶之地。
公元前三世纪末，秦始皇遣军南征，将岭南并入中国版图后，珠江三角洲的百越地区开始受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管辖；东晋初年（331年），晋成帝分南海郡地设立东官郡，兼置宝安县，其辖地包括现在的香港全境以及深圳大部分领土，是为宝安立县之始。
自被纳入中国版图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并没有给今天的深圳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古迹。从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占数量来看，全国有4296项古迹获此认定，深圳只占其中1项——明代大鹏所城，这在我国的城市中基本处于垫底水平。
作为深圳最大的古城，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建成面积仅为11万平方米，即十几个足球场大小，仅仅是同时期建设的北京城的1/600。可以想象，在浩浩历史长河中，此地长期是人烟稀少的边陲地界，并无兴旺发达的迹象。
1842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在《南京条约》中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侵略者，开启了后来的“深港分治”局面。在1860年和189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又将宝安县（时称新安县）深圳河、沙头角河以南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英国，从此确立了陆港之间的分界线。
自此所讲的都还是宝安县的历史，那么宝安是怎么变成深圳的呢？是铁路成就了深圳。
“深圳”在客家话中意为较深的田间水沟，在原居民的语境下，只是指现今罗湖区东门市场一带，即“深圳墟”（“墟”意为集市）。这就相当于今日深圳的区域内出现了36个墟市，深圳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
清末（1907年），广九铁路（广州-深圳-九龙）开始修建，并在当时的深圳墟设站。1911年铁路贯通后，极大地便利了交通，深圳墟人口聚居逐渐增多，工商业日趋兴旺，发展形成宝安县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
1931年，深圳镇设立。解放后的1953年，宝安县人民政府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镇，从此，深圳镇成了全县的中心区。再到1979年1月建市时，考虑到“深圳”的知名度已经比“宝安”更大，广东省委决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级市命名为“深圳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名称。
2、形势很紧迫
新中国成立以来，宝安县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险，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对岸。
据统计，1957-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约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1978年时，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因此，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到从宝安罗芳村人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
后来，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界河会”的一大奇景。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边防城市。
广东省委的新思路，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广东省确定把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东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3、速度很惊人
1979年深圳建市后，最先开发的是蛇口工业区。
当年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经过认真的规划设计后，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正式破土动工，这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随即全面铺开。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军委及时调遣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也云集深圳，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
最知名的成果是1982年动工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负责这一项目的是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它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最快时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也成为当时媒体提到深圳时的常用词汇。
1985年，这座高53层共160米的地标建筑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建成的第一座综合性超高层楼宇。
在经济发展方面，深圳的进展同样神速。
根据当时国内经济的现实情况，深圳经济特区在开创阶段，主要采用“三来一补”的形式开办企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大陆企业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术、设备等，根据对方提出的产品质量、规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组装、整合等基础制造环节，最后把产品提供给外商，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许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企业后来逐步发展成以自产产品为主的“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其中较大型有康佳公司，中华自行车，家乐家私等等。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之多。
蛇口工业区更是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蛇口模式”，即不要国家拨款，自行引进外资，自担风险，产品以外销为主，高速发展工业。同时，在企业内部凸显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工资不再固定，合同制和绩效工资大大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这一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其成功经验很快在特区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
在这热火朝天的城市与经济建设之中，深圳人也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上，上百部彩车中惟一的一部企业彩车——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就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正是秉承着这种新的价值观和一股无畏的“闯劲”，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敢为人先的深圳人总是冲在时代的最前锋，为人所不敢为，创造了许多全国的“第一次”：
1980年，在中外合资企业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第一个试行企业劳动合同制；
1980年，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分配领域；
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
1984年，率先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制度，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
1987年，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
1988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4、阻力很强大
不过，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于当时的中国实属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中自然不乏各种非议。尤其是1982年的春季，国内许多媒体对经济特区的质疑之声铺天盖地而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有人指责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
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不小的“租界风波”，一些人借讨论旧中国的租界问题来议论特区。1982年3月，大陆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某报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一文，直接表达了对中国试办经济特区的不赞成。当时主管特区工作的谷牧曾说，各种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区要不要办、该不该办，成了当时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1984年1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视察，三天的行程结束后，他欣然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特区建设的高度肯定，起到了解除疑惑，稳定人心的作用。
返回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上说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更加明确，那就是不能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此次讲话是特区建设的一针强心剂。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动，导致国内再次出现质问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对于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出现意见分歧。有人指责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股份制改革是“私有化”，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是“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在这种舆论的干扰下，深圳出现了外商投资减少，甚至抽逃资金的现象。外贸出口下降，生产减弱，旅游业萧条，全国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下降。
在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于1992年1月19日再次视察深圳等地。在参现深圳市容时．邓小平充分肯定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没中取得的成绩．并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没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人陪同下参观国贸大厦，从49楼的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建设的繁荣景象，并在这座曾创造奇迹的地标建筑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这段讲话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
歌曲《春天的故事》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这段历史：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5、创新很及时
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曾在一段时间内带给了深圳不小的政策优势。
不过，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更多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国家新区（1992年）加入开放的行列，深圳特区不再独享在降低税率和简化审批等方面的优惠，亦即“特区不特”。如果深圳墨守成规，把思路局限于继续争取更多优惠和特权，那么一定会在与时代的赛跑中败下阵来。
2003年，互联网上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被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文章特别指出，深圳面临着对骨干企业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下降的紧迫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在逐渐失去特区光环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深圳人开始产生焦虑的情绪，对城市的发展前途感到迷茫。
一度光芒四射的特区会从此黯然失色吗？
深圳用之后十几年的发展成绩问答了这一疑问。通过产业不断跃升，曾处危机中的深圳找到了一条革新自强、再创辉煌的道路：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造，从制造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出发，深圳经济走过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代工制造过程，终于踏入了位于价值链顶端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领域。
高新技术成为深圳经济的主心骨和第一推动力量，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作为我国高新技术最繁荣的城市，深圳又一次向人们宣示了自己无可取代的地位。
深圳高新技术发展的成功与一个重要平台密切相关，很多国内外人士都是通过这个平台第一次关注到深圳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就是创立于1999年的“高交会”（全称“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首届高交会举办时，深圳科技力量还远不如北京、上海那样雄厚，于是筹办者争取了几个国家部委联合举办。随着“三部一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的加盟，原计划的“高交会”的名称之前就多了“中国”两个字。筹备时间也非常紧张，而且筹办者对于展会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很没底。
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的李连和对那次开幕式印象深刻。原先担心没人气的高交会人满为患，会场里人员摩肩擦踵，非常热闹。
第一届高交会就盛况空前，4000多个项目登上交易台，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达65亿美元，吸引了境内外各大新闻媒体1100多名记者前来采访。二十年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还曾怀念这次盛会：“我们曾为凑出必须的营运资金而四处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QQ软件，幸运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这个平台，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
从第一届开始，每年一届的高交会就显示出了强大的资源聚集和调配能力，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同时也成为深圳的国际名片之一。这一“中国科技第一展”，在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打通产品从研发到快速市场化的环节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6、企业很给力
当然，高交会的举办也只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之一。深圳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科技创新最为密集的城市，与珠三角地区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政府正确的引导和鼓励以及活跃的企业研发也分不开。
在电子产业界内，有着“广深高速堵车，世界电脑缺货”的说法，道出了这条高速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在世界电子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不只是电脑，珠三角地区作为全球智能硬件中心和全球电子产业中心，拥有芯片、模组、方案商、材料、代工厂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为孕育出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提供了硬件条件。
从产品的构想到样机再到规模化生产，深圳提供了最为便捷、速度最快的创新环境。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疆。
成本昂贵的无人机原本非常小众，几乎没有价廉物美的普及型产品，而大疆利用深圳及周边地区强大的碳纤维材料、航空铝后加工、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把无人机变成了大众消费品，开创了一个百亿级的大市场。其创始人及CEO汪滔曾感慨：“大疆离不开深圳，因为这里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创业环境。大疆创业成长的路上，深深打上了这个城市的烙印。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更要感谢这座城市。”
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为产业升级和突破提供了重要助力。
1995年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而深圳市是这一战略最积极的践行者。深圳政府对政府角色有着清晰的自觉，即对整个产业链条加以分析，找到影响产业创新突破的关键“瓶颈”，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或鼓励。
比如深圳产业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创新的转型的关键时期，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强烈动力。深圳政府为此煞费苦心，出台了一系列类似商鞅变法中“立木为信”式的引导政策：
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一家企业试着申报后，立刻获得500万补贴；
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时，政府又提出申报研究所不能只有办公室，还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于是一批企业马上去找学校研究机构，请老师们来当科学家；
第三年申报要求又提高到要有具体研究项目，于是企业家们又回学校去翻老师们的研究课题；
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
这样一步步引导了五年之后，有一批企业尝到自主研发创新的甜头，进入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阶段。
另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活跃性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曾指出，深圳创新有四个“百分之九十”的现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资金源于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利发明出自企业，“深圳的GDP成绩好，并不是因为我们官员的本事大，而是因为深圳企业的贡献多。”
深圳已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最突出的华为为例，2017年，华为研发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5%，是唯一一家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排名前十的中国公司。
凭借以上几点，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升级最为成功，高新技术发展最有成效的城市。近十几年来，“三来一补”企业逐渐销声匿迹（或成功转型），更具知识含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2017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7359.69亿元，占生产总值的33%，是第一大支柱产业，已有11230家深圳公司通过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在电子信息产业里，深圳有华为、中兴、创维、大疆等一系列行业翘楚；在互联网领域，腾讯控股以5496亿美元（2018年1月）的市值领先阿里巴巴、工商银行等巨头，占据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名榜首；在生物科技方面，华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炎黄一号”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等重大项目，是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基因组测序机构；而深圳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同样发展迅猛，在石墨烯、柔性显示等领域已跻身世界前沿。
2017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已经达到2.04万件，以一城之力超过德国（1.89万件）和韩国（1.57万件）全国，是我国第二名北京（0.51万件）的四倍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的“创新之都”。
7、未来很辽阔
如果从1979年1月宝安县升级为深圳市开始算起，明年，深圳将迎来自己的“四十大寿”。临近不惑之年的深圳，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我国一流水平，并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之上，深圳仍然是一座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之城。《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显示，深圳已连续三年成为“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其中13.4%为0至14岁的儿童，另外约76%为15至44岁的青壮年，这两个比例在一线城市中均名列首位。同时，深圳在吸引人口方面同样领先全国，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加62万人，远高于其他所有城市。在包容与大气的城市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感召下，全国各路人才“孔雀东南飞”，争相涌入这片热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年轻化给深圳带来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潜力和创造力。
这座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青春之城，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与抱负。过去几年里，许多关系到深圳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重大规划先后出炉：
——一大批高质量的大学、研究所正在建设之中。深圳政府下决心要迅速补全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短板。目前深圳有高校13所，全日制在校生9.98万人，而到2025年，深圳高校将达到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这其中包括进步迅速的本地高校如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也包括许多引进的国内外著名高校，如已经开始招生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深圳已经与超过半数的985高校和6所香港高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其引进力度之大和建设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正式成立，深圳市西南部28.2平方千米的土地被纳入其中，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代表着我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堪称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特区”。该自贸区“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推动以“深港组合港”形式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打造自贸试验区新的标杆。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城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最为繁荣、最有潜力的湾区之一，经济总量约1.6万亿美元，比韩国或俄罗斯全国还要多。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最积极的促进者，带头探索大湾区都市圈“利益共同体”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深圳将与广州进行功能分工，共同建设广深科技走廊；另一方面与香港深化合作，共建港深都市区；另外，在推动深莞惠的一体化发展的同时，通过“深中走廊”的建设，力争成为联结珠江口西岸和东岸都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莲花山下，南海岸边。深圳用四十年的光阴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蜕变成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城市。在这座“吃着螃蟹长大”的城市里，不断改革创新已是共识，突破自我成为习惯，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沟通，激发着不尽的创意与斗志。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全球技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深圳担负着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使命，在如今的高起点上整顿行装，再启征程。
2018年5月23日